痰饮既是病理产物，又是致病因素。其形成是由于人体在某种致病因素的作用下，导致脏腑的功能失调而产生。痰饮形成后，又能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人体某一脏腑组织，导致多种疾病。

一、痰饮的成因和特点

痰饮多由外感六淫，内伤七情，或饮食所伤等因素所导致，使肺、脾、肾及三焦的气化功能失常，水液代谢障碍，以致水津停滞而成。又因水液代谢与肺、脾、肾及三焦的生理功能关系最为密切，肺主宣发肃降，通调水道，敷布津液；脾主运化水液；肾主水液蒸腾气化；三焦为水液运行之道路，故肺、脾、肾及三焦功能失常，又均可聚湿而生痰。

痰饮阻滞于经络，可影响气血的运行和经络的生理功能。停滞于脏腑的，可影响脏腑的功能和气机的升降出入。痰随气升降流行，内而脏腑，外而筋骨皮肉，泛滥横溢，无处不到。因而有“百病多由痰作崇”之说。正如《冯氏锦囊秘录》说：“痰之为物，随气升降，无处不到，或在脏腑，或在经络，所以为病之多也”。

二、痰证的分类表现和证治

痰证的表现极为复杂，临床上将痰分为湿痰、寒痰、热痰、燥痰、风痰五大类。

湿痰者见痰多易咳，胸脘疲闷，眩晕呕恶，肢体困倦，舌苔白腻，脉沉滑；寒痰者见咳嗽，咳痰，痰白清稀，遇寒加重，舌苔白滑，脉沉迟而滑；热痰者见咳痰黄稠，胸闷烦热，舌红苔黄，脉滑数；燥痰者见干咳少痰或痰稠而黏，咳痰不爽，甚则咳痰带血，咽喉干燥，舌苔黄，脉数；风痰者见咳嗽咽痒，咳痰色白或见眩晕头痛，胸闷呕恶，舌苔薄白或白腻，脉浮或弦滑。

对于痰证的治疗，主要应治其生痰之源，脾为生痰之源。同时，治痰还应注意理气，临床上，我们以二陈汤为基础方，加减治疗痰证。拟方：陈皮12g，法半夏8g，云茯苓18g，枳壳15g，竹茹15g，杏仁15g，浙贝母15g，甘草6g。属寒痰者加干姜6g，细辛3g以温化寒痰；属热痰者加黄芩15g，瓜蒌壳15g以清热化痰；属燥痰者加玄参15g，桔梗15g以润燥化痰；咳喘发热重加石膏30g，知母12g以清肺止咳平喘；痰稠难咳加胆南星8g以清热化痰；胸痛甚加延胡索12g，郁金12g以理气止痛；兼胁痛者加柴胡18g，白芍18g以疏肝解郁；咳痰带血加茜草18g，白茅根30g以清热凉血止血；湿痰者加莱菔子15g以消食化痰；大便秘结者加熟大黄6g以泻热通便。

三、体会

痰病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古代医家在各自的实践中，从不同的角度，不断地补充、完善、整理、提高，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医痰病学的内容，形成了一个以痰为中心的辨证施治体系。《五十二病方》有用虻（贝母）和漏芦等治疗痰证和痰瘀相间的病证。《金匮要略》中专列“痰饮”“水气”“咳嗽”三篇，对后世治疗狭义痰饮，水气咳嗽等疾病开拓了先河。巢元方在《诸病源候论》中列“诸疾”“痰饮”“痰癖”等病候，还专门记载了“痰厥头痛”，为后世创“百病多由痰作崇”之先声。《圣济总录》专列“痰证”一门，内容颇为丰富。朱丹溪在《局方发挥》中讲到“气积成痰”而发病时，言其“或半月或一月，前证复作”指出了痰病不愈，较之其他病易于复发之特点。张介宾提出“痰涎皆本气血，若化失其正, 则脏腑病、津液败, 而血气即成痰涎”和“见痰休治痰”的治疗原则。李时珍在《频湖脉学》中提出了“痰生百病食生灾”的学术见解，还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辑录了治痰方药三百余首。清代名医叶桂特别强调“见痰休治痰”的见解，主张“治其所以生痰之源，则不消痰而痰自无也”。清代名医魏之琇在《续名医类案》中将“咳嗽”与“痰证”和“饮证”分别论述，使中医论痰的理论更加突出和专门化。

痰证的形成主要是肺脾肾的功能失常，聚湿而生痰，临床上以二陈汤加减治疗，治其生痰之源，使痰无以生，每能获捷效。

中医治痰有几千年的历史，对痰证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，中医治疗痰证的前景广泛，值得进一步发扬、验证和探讨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（杨廉方，杨英姿整理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