祖国医学在金元时期出现了医学流派，其中著名的有刘完素、张从正、李杲、朱震亨，各自著书立说，自成家法，对祖国医学理论展开了激烈讨论，被后世称为“金元四大家”；从而推动了我国医学的发展，对邻国医学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杨廉方教授就他们的学术成就，学术观点主张结合临床实践形成了自己的看法。

一 金元四大家各自的学术主张及论点

1   刘完素 （1110-1200）字守真，金代（今河北省河间县）人，自号通玄处士，人称河间先生。25岁开始研究《素问》至60岁从未间断，拒绝了金朝招聘，不愿为官，行医于民间，其主要著作有《内经运气要旨论》、《宣明论》、《三消论》、《素问玄机原病式》、《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》。

金朝时期，在我国北方，金和蒙古的统治者不断地进行掠夺战争，人民颠沛流离，热性病流行，诸医只知搬用《伤寒论》中的辛热剂，疗效不佳。刘氏认为：“五运六气有所更，世态居民有所变，此一刻，彼一时。”提出火热致病的理论，以“火热论”著称。“火热是人生命之本，潜则无恙，亢则为害，亢为元气之贼”，确立“六气皆从火化”的论点，倡用凉药，使用寒凉药有独特的研究，因此后人称他为“寒凉派”。他在诊治疾病的过程中特别注意辨证施治，例如在辨别喘证有寒有热异常精辟。在各疾病中，无不随证候寒热而选用方剂，治疗中风既用白虎续命汤（石膏、知母、甘草），又用附子续命汤（附子、干姜、甘草）；破伤风既用大芎黄汤（川芎、羌活、黄芩、大黄），又用雄黄散（雄黄、防风、草乌）；疟疾既用白芷汤（白芷、石膏、知母），也用菖术汤（菖术、草乌、杏仁）。由此说明刘氏善用寒凉，并不是纯粹的寒凉派，其代表方剂有“防风通圣散”、“双解散”。

2 张从正 （1156-1228）字子和，号戴人，金代睢洲考城（今河南省兰考县）人。拜刘完素为师，主要著作有《儒门事亲》。当时医学界对扶正与驱邪两者的关系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，一派认为扶正即所以祛邪，另一派认为驱邪即所以扶正。他根据驱邪即所以扶正的观点，提出“攻病三法”，反对扶正即所以祛邪的观点。他又认为：“病非人身素有之，或由外而入、或由内而生，皆邪气也”，一经致病则应设法祛之于体外。其具体方法则以《伤寒论》的汗、吐、下三法为原则，凡风寒之邪所发的疾病，在皮肤和腠理之间的可用汗法；风痰宿食，在胸膈、上脘的可用吐法；寒湿痼冷或热客下焦等在下疾病可用下法。他的汗、吐、下三法运用非常广泛，在他所著的《儒门事亲》中提到：“凡能引起吐涎、嚏气、流泪等都属吐法；灸、蒸、熏、洗、熨、烙、针刺、砭射、导引、按摩等解表方法都是汗法；能催吐下乳、破积逐水、破经下气的都是下法。后人称他为“攻下派”。其主要论点是“六门三法”（六门即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分证）。然而在三法中则是实则应攻，虚则用补，有邪应当先攻邪，邪去则正自复，攻邪应因势利导，就其近而驱之；养生当用食补，治病当用药攻，药不宜久服，中病即止的观点。其常用的方剂：麻黄汤、大小青龙汤、三承气汤、瓜蒂散等广泛地应用于临床，取得较好的效果。

3 李杲 （1180-1251）字明之，晚年字号东垣老人，真定（今河北省正定县）人。20岁时，其母死于庸医，因而立志学医，从师于张元素，他除了研究《内经》《难经》以外，对处方用药很有研究，其主要著作有《内外伤辩惑论》、《脾胃论》、《兰室秘藏》。李氏创内伤学说，提出“内伤脾胃，百病由生”。认为：“元气乃人身之精气，非胃气不能滋”，“脾胃元气既伤，元气亦不能充，而诸病之所由也” ，脾胃乃人身元气之本，元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和源泉，强调了脾之气的升降；他说：“饮食入胃，而精气先输脾，归肺，上行春夏之令，以滋补周身。乃清气为天者也，已而下输膀胱，行秋气之令为传化糟粕，转味而出，乃浊阴为地也”。李氏还把《内经》邪气盛则实，精气夺则虚的理论进一步运用到内伤病方面，提出火与元气不相立，此盛彼衰。“脾胃气衰，元气不足，而心火独盛。心火者，相火也，起于下焦，其系于心，心不主令，相火代之，相火下焦包络之火，元气之贼也，火与元气不两立，一胜则一负，脾胃气虚，则下流于肾，阴火得以乘其土位”。在治疗上不用寒凉，直接温火特别重视开发脾胃之阳气以抑火，提出“甘温除热”善用升麻、柴胡等升提药物，因此后人称他为“补土派”，其代表方剂有补中益气汤，升阳益胃汤。

4 朱震亨 （1281-1358）字彦修，号丹溪，后人称他丹溪翁，桑洲义乌（今浙江省义乌县人），承刘完素余绪。主要著作有《格致馀论》、《金匮钩玄》、《局方发挥》、《伤寒辩疑》、《本草衍义补遗》、《外科精要》等诸书。在学术上着重强调保养阴分的重要性，提倡节欲，倡“相火论”及“阳常有余阴常不足”之说。丹溪“相火论”继承河间的“火热论”，东垣“阴火”学说，认为“人生之火有二，一为君火、二为相火，君火为心火、相火在肝肾，膀胱、三焦、心包，胆亦有相火”，“相火亢乎动、非此火不能生物，人非此火不能有生、故相火动而中节、是生生不息之运动，心火易动，心动则相火亦动，相火妄动则阴精自走”。“阴虚则病，阴绝则死”进一步完善了内生火热的理论。以“天为阳，地为阴，而天大地小，日为阳月为阴，而日常圆，月常缺”这种比类取象的方法说明人体阴阳气血有余不足。同时他指出：“人体之阴精迟成而早衰，人之相火易动，相火妄动则阴精泄泻”，“阴易乏，阳易动；相火翕然而起，虽不交会，亦暗流疏泄”等情欲伤阴的机理。因此在治疗方面主张滋阴降火，反对《局方》善用燥烈温补之品，被后人称为“养阴派”，其代表方剂为越鞠丸、大补阴丸、琼玉膏。

二 金元四大家对医学的贡献

金元四大家的学术观点及其理论依据几乎都没有离开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的理论体系，但他们又不拘泥于“古方”，勇于开拓创新，演变成各种派别，自成体系。

刘完素则不尊仲景之法，通过自己的实践把使用寒凉药物的经验，提高到理论上来，从而矫正了众医家习用温燥药的习气，提出辛凉解表，泻热阳阴，不但能医病，而且能医医，做到理论联系实践，研究和发展了《内经》理论，在实践中进一步创立了“寒治热”的治疗法则，自制双解、通圣辛凉之剂，为后世温病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
张从正则继承了刘完素的学术思想，用药偏于寒凉，对病因病理、病症、诊断、治法有较新的认识，他认为外邪是病之因，提出“攻病三法”。治法应以祛邪为主，扩大了《伤寒论》中关于汗、吐、下三法的运用范围，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，对滥用补法的现象具有针砭作用。

李杲继承了张元素的医学理论和经验，理论联系实际，不拘泥于“古方”提出的“内经学说”，对内伤疾病有独特的见解，着重阐明脾胃在生理病理上的意义，强调开发脾胃之气的重要性，但他忽视了脾胃之阴，在治疗上惯用甘温除热助阳药物，对脾胃之阴照顾不够；清代叶天士才提出了养胃阴的见解，使脾胃内伤的处理得以完善。

朱丹溪在学术上则是承河间余绪，不满足于现状，深入研究刘、张、李三家学说，吸收诸家之长，融合自己的见解，并有所发展，创立“相火论”、“阳常有余阴常不足”的学术观点，强调情欲伤阴及养生措施，为后世养阴学派奠定了基础，使脾胃内伤得以完善。

金元四大家不仅对我国医学界做出了贡献，而且对邻国医学也产生了影响，早在十五世纪末，金元四大家的学说就传入日本，在日本有专门尊李杲、朱丹溪的学派出现。目前我们总结金元四大家的学术思想，继承他们的独到见解，吸取精华，去其糟粕， 要“师古方，裁新方”，起承先启后的作用，使他们更好的为医疗实践服务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重庆市垫江县中医院  杨廉方